究其原因，主要是調控政策存在“三個效應”。替代效應。我國經濟處在“破舊新待立”的接續期，過去的二是時滯效應。受行政審批程序、地方政府抓經濟積極性、利益受損方抵制等影響，很多政策特別是投資類政策無法立竿見影，效果顯現還需要一個過程。漏出效應。受體制機制、組織制度、能力愿望等影響，部分政策無法完全實現預期目標。比如在經濟下行期，過去支持傳統行業的銀行貸款信用風險遷徙，銀行資本占用上升，可貸資金規模受限，過去無效、低效的金融資源配置，造成當前的信貸供給不足，此時降息降準也難以促進資金流向真正需要資金的企業。
　　
實現全年經濟增長目標，既需要穩增長政策和調結構改革同時推進，也需要將政策執行中的“三個效應”壓縮到**小，增強政策靈敏性，防止“效果不明顯—政策不斷加碼—力度過大—負面效應大”的現象出現。穩增長要發揮逆周期調節政策作用。宏觀調控的本質就是發揮政策逆周期調節作用。商業銀行具有順周期性，在鋼鐵、建材、煤炭等傳統基礎性行業產能過剩嚴重情況下，銀行防風險、減貸款行為的順周期特征尤其明顯，指望通過傳統政策和商業銀行通道實現穩增長效果必然有限。

應繼續加大開發性和政策性金融機構支持11大工程包的支持力度，為民生領域12Cr1MoVG鋼管融資，為商業銀行跟進15CrMoG鋼管生產創新領域融資提供示范。加快資本市場改革步伐，更好發展股權融資，為傳統產業升級和新興領域科技創新型企業提供多渠道、低成本融資通道。將有限財政投資和稅費減免用在民生、創業、創新、三農等短板領域，兼顧穩增長、調結構和轉方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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